下午两点半，南山区的暴雨渐歇，只剩下黏腻的微雨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间拉扯出重重白雾。
“叮咚。”
一声清脆的电子门铃声突兀地打破了这间公寓死一般的寂静。
郑椀柠穿着一件略显宽松的浅灰色针织居家裙。她光着脚走到玄关，推开了防盗门。
门外站着郑育才。
这位五十二岁的江大博导穿着一件普通的商务防风风衣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万向轮登机箱。他正值壮年，由于常年在江大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、负责重点实验室的核心评审，身上带着一种属于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惯有的沉稳与冷硬。
下午两点刚过，他在江大校区办公室刚刚处理完两名女硕士的毕业论文盲审意见，早晨接到亲家母那个满是道德绑架的电话后，脸色就一直没好看过。从校区打了个车，顺着南海大道一路南下，在微雨里花了二十分钟，直接到了女儿这套位于南山前海边缘的公寓。
“爸，你来了。”
看见门外站着的郑育才，郑椀柠在这一整天里绷得死紧的肩膀，终于在这一瞬间无声地塌了下来。那种在袁思醇的冷漠面前、在婆婆的阴阳怪气面前强撑出来的防线，在见到自己唯一的血亲时，化为了最真实的欣慰。
郑育才迈步走下玄关，将手里的登机箱放在一旁。
郑育才将外面的风衣脱下，挂在玄关的衣架上，露出里面裁剪合身的灰色衬衫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二十六岁的女儿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。
作为相依为命长大的父女，他们两人的骨子里，其实都压抑着一段极其复杂、又无法逃脱的生理与心理宿命——那是关于北方老工业城市的癌症记忆，以及伴随而来的畸形情感代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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